“在一個浮躁不安的世界,旅遊觀光是唯一可接受的、通人性的、浮躁不安的形式。”
齊格蒙特鮑曼在《流動的現代性》中提出,當代社會正從“固態現代性”轉向“液態現代性”——固定的身份、穩定的關係、僵化的結構逐漸消解,取而代之的是流變不居、動態迭代、即時反饋的社會形態。
在這一“液態社會”背景下,生産方式、消費邏輯、社交模式及人的存在狀態,均發生根本性變革。正如馬克思所言,“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!”
旅遊的前提是人群自由流動,“無流動,則無旅遊”的屬性,使其天然契合“液態特質”。作為社會生活與消費需求的集中載體,文旅産業無法置身於液態社會變革之外——
傳統以“固定景區、標準化産品、集中流量”為核心的固態文旅模式,正遭遇消費升級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雙重衝擊,一種適配現代消費社會、拒絕固定形態、追求暫態體驗與身份流動的新型文旅供需模式應運而生。
我在文章(孫小榮:2026,擁抱“液態旅遊”的崛起)中,將這種流變不居、與市俱進、靈活更新的運營模式定義為“液態旅遊”。
“液態旅遊”絕非簡單的文旅産品迭代,而是文旅産業在流動性社會中的系統性重構,主要體現為——供需關係的動態平衡、體驗場景的多元裂變、消費行為的即時響應、身份認同的靈活切換。
這一模式的出現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。現代社會總體呈現出“大加速、強壓縮、快流動”三大特徵——“大加速”重塑社會時間節律,“強壓縮”重構人與空間關係,“快流動”改變資源配置與身份認同邏輯,三者共同擠壓傳統固態文旅模式生存空間,凸顯“液態旅遊”的適配性優勢,為其奠定堅實的時代土壤。
“大加速”概念最早由美國環境史學家約翰R.麥克尼爾提出(《大加速:1945年以來人類世的環境史》),用以闡釋工業革命以來,人類對地球環境影響的指數級增長態勢。
英國政治評論員羅伯特科爾維爾《大加速:為什麼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快?》則從“效率至上”的社會機制層面剖析,指出技術革新與全球化引發的“加速現象”,既提升社會效率,也帶來注意力分散等問題。
作為流動性社會的核心表徵,“大加速”本質是工業化、科技化、城市化、資訊化共同推動的社會運作效率全面提升,體現為人口流動規模化、效率升級效能化、生活節奏時效化、交流廣度開放化四大維度,核心並非單純“速度提升”,而是全維度節律重構,正改寫文旅産業供需關係。
工業化推動中國社會從費孝通《鄉土中國》的“熟人社會”,向鮑曼《流動性社會》所言的“陌生人社會”轉型。後工業時代的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導向“旅遊化”發展新階段。
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,人口流動也呈現出“就業流動”與“旅遊流動”雙輪驅動特徵,二者疊加築牢文旅消費基礎。
就業流動人口是消費基礎。工業化帶動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、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大規模遷移。2024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4.01億,佔總人口29.45%。
人口流動脫離傳統“移民-定居”的模式,呈現出迴圈式、季節性、臨時性等多元特徵,流動的“異地生活”成為數億人的生活常態。加之移動辦公、靈活就業興起,“旅居”成為創意階層的生活與工作新方式,城市休閒與鄉居生活相互滲透,打破二元邊界。
旅遊流動人口是重要增量。2024年國內居民出遊達56.2億人次,同比增長14.8%。主動出遊群體與就業流動人口形成疊加效應,顯著拓展消費規模。
城鄉生活體驗對比激發人們對多元生活的探索欲,城市人群青睞鄉土文旅,鄉村人群關注都市文化,催生“城市休閒”與“鄉村度假”並駕齊驅格局,彰顯“液態旅遊”的空間流動性與瀰漫性。
城市化帶來交通便利與産業集聚的同時,也催生快節奏、高壓力的生活狀態。《中國城市居民生活節奏報告》顯示,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居民日均工作時長超8.5小時,每週“純粹休閒”時間不足15小時;疊加節假日分佈不均、帶薪休假落地不暢等因素,“碎片化休閒”成為城市居民主流休閒方式。
時間彈性化直接推動短時間、近距離、高體驗的輕旅遊、微度假、城市漫步(City Walk)等模式崛起,平替傳統“有錢有閒”的遠途觀光旅遊。City Walk、城市考古、寵物社交、公園20分鐘、街角音樂會等新型休閒方式,均以時間靈活、距離較近、體驗輕鬆為核心,適配碎片化時間利用需求。
以“愛你老己”為名,逃離城市快節奏的時效性“悅己”需求,倒逼文旅消費從長週期、重規劃轉向短週期、輕規劃,“説走就走、即時出發”成為新趨勢,與“液態旅遊”的靈活性、彈性化特質高度契合。
以人工智慧、大數據、物聯網為代表的技術加速迭代,全面重構文旅産業供給側邏輯。傳統文旅供給以標準化産品為核心,強調批量生産與統一服務;科技賦能下,個性化供給、動態化調整成為可能,精準適配“大加速”社會節律。
大數據可捕捉遊客消費偏好與行為軌跡,推送定制化路線;人工智慧驅動的智慧導覽、預訂系統,最大限度壓縮等待時間;虛擬現實(VR)、增強現實(AR)技術打破物理邊界,實現異地沉浸式文化體驗。
敦煌莫高窟、四川三星堆等稀缺遺産,可通過技術手段實現“異地巡展”,構建家門口的虛擬博物館,讓“旅行何必去遠方”成為現實。
效率至上時代,遊客不再願意為標準化體驗支付高額時間成本,轉而追求“高效能、個性化、即時性”服務,這正是液態旅遊“動態迭代”供給模式的核心邏輯——供給側通過技術賦能,實現與需求側的實時匹配。
移動社交媒體普及,讓資訊傳播從“單向輸出”轉向“雙向互動”、從“地域局限”轉向“全域覆蓋”,極大拓展資訊的觸達邊界。
社交媒體已成為文旅流量核心入口,一篇小紅書筆記、一條抖音短視頻,即可讓小眾景點快速成為“網紅打卡地”。消費潮流更多經由“草根發現”和“媒介製造”,而非傳統“資源主導”和“資本打造”。
山東淄博、甘肅天水、貴州榕江等小眾目的地,均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實現“從無人問津”到“寶藏城市”的轉變,吸引大量追求個性化體驗的遊客。
同時,資訊開放讓遊客擺脫對傳統旅行社的依賴,通過多元渠道自主獲取資訊、規劃路線,形成個性化、自主化消費行為。
文旅消費從集中化轉向分散化、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探索,這正是“液態旅遊”旅無定式、遊無定型特徵的直接體現。
南韓社會學家張慶燮的“壓縮現代性”理論指出,東亞社會用幾十年走完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歷程,“時空折疊”讓前現代傳統、現代性效率與後現代碎片被擠壓進同一發展截面,催生複雜性與不平衡性。
“強壓縮”作為流動性社會的重要特徵,核心是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推動的“時空壓縮”——交通、通信技術縮短空間距離,數字化、即時化服務降低時間成本,進而重構人與空間、人與消費、人與社會的關係。
這種壓縮並非“時空消失”,而是“時空重構”,推動文旅消費從“空間導向”轉向“體驗導向”,從“理性規劃”轉向“情緒驅動”,為“液態旅遊”提供需求基礎。
交通基礎設施完善是“時空壓縮”的最直觀體現。截至2024年底,中國高鐵運營里程達4.8萬公里,覆蓋97%的50萬以上城區人口城市;高速公路里程達19.07萬公里,實現“縣縣通高速”;民用運輸機場達263個,形成“國內全覆蓋、國際廣聯通”的航空網路。
高密度交通網路讓“千里之外”變為“朝發夕至”,大幅削弱空間距離對文旅消費的約束,“特種兵旅遊”的興起即得益於交通便捷。北京至上海高鐵僅需4.5小時,遊客可實現“週末兩天遊”;廣州至桂林高鐵2小時可達,滿足工作日下班後出行、次日返回的需求。
鮑曼認為,在我們生活的現代社會,距離已經沒有多大意義。“距離仿佛在不斷地誘使人們去輕視、駁倒和否定它。空間不再是一個障礙物,人們只需短暫的一瞬就能征服它。”
高可達性讓消費者決策更關注“體驗品質”而非“地域遠近”,遊客可靈活選擇目的地,形成“多節點、無中心”的旅遊空間格局,這是“液態旅遊”即時出發、快速可達特徵的重要前提。
數字化技術推動社交關係從“線下近距離”轉向“線上遠端化”,不僅改變人際互動方式,更重塑文旅消費互動邏輯。
傳統文旅互動局限于旅遊過程中的“線下面對面”,數字化時代實現了旅遊前、中、後的全週期遠端互動——旅遊前通過社交媒體了解資訊、與同好交流攻略;旅遊中通過直播、短視頻分享體驗;旅遊後通過點評、攻略延續互動,讓文旅消費體驗從“孤立個體行為”轉變為“融入社交網路的群體行為”。
以烏鎮戲劇節為例,遊客可提前通過社交平臺加入社群約伴、交流期待;途中直播分享演出與街頭活動;事後發佈攻略點評,形成“社交記憶”與“社交貨幣”,積累文化資本。
文旅體驗從“暫態體驗”轉向“留存記憶”,從“個體體驗”轉向“社群共用”,精準契合“液態旅遊”身份表演化、意義主觀化的特徵。
“線上遠端化”和“數字遊民”還直接催生流動辦公和靈活就業,“一人公司”和“流動辦公”崛起,為“旅居經濟”發展帶來無限可能。
數字化時代,外賣、網約車、即時配送等服務,讓“即時滿足”成為社會共識,這種消費模式滲透文旅産業,推動文旅決策從“理性算計”轉向“情緒驅動”。
傳統文旅決策需長期規劃、多方比較、理性判斷,而即時化消費背景下,一篇推文、一條短視頻、一張打卡照,都可能觸發遊客“説走就走”的衝動式旅行。
一句“我想離開浪浪山去闖闖”的電影臺詞,就能引爆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取景地山西古建遊;一位幽默的“雞排哥”走紅,就能吸引年輕人連夜驅車打卡,均是情緒驅動消費的典型案例。
這種情緒觸發、即時決策的行動,強調暫態體驗、即時滿足,拒絕固定規劃、僵化流程,與“液態旅遊”特質高度一致。
全球化、資訊化徹底消除跨區域資訊差,讓“文化挪用”和文旅創新産品的全球複製成為常態,深刻重塑産銷格局。
一方面,環球影城IP沉浸式體驗、義大利那不勒斯文學主題遊等創新業態,能快速被多國借鑒落地,豐富遊客消費選擇;另一方面,複製門檻降低導致創新風險提升,網紅場景、沉浸式玩法剛走紅便被同質化模倣,原創成果淪為“短命産品”,呈現短暫性、過渡性特徵。
這種短暫性需求,倒逼文旅供給必須具備快速迭代、動態調整能力。傳統景區“一次性建設、長期運營”模式已無法適配需求變化,而“液態旅遊”供給模式可根據市場反饋快速優化産品、調整場景、提升服務,延長流量紅利週期;小眾目的地通過挖掘在地文化特質,避免曇花一現,這正是其適配全球化産銷重構需求的優勢。
“快流動”是流動性社會的核心本質,體現為資源、資訊、流量、身份等要素的“快速流動、動態配置”——資源突破物理空間束縛、資訊擺脫固定渠道限制、流量脫離集中載體約束、身份打破固有標簽桎梏,推動文旅産業的流量邏輯、資源邏輯、身份邏輯發生根本性變革。
傳統文旅資源配置以“固定景區”為核心,資源集中于少數5A、4A級景區及國家級旅遊度假區等,形成“強者恒強、弱者恒弱”的固化格局。
“快流動”背景下,文旅資源配置核心從“物理空間”轉向“體驗價值”,實現跨區域、跨領域的快速流動與重組。
一方面,非傳統文旅資源被激活,鄉村田園、城市工業遺産、小眾文化資源等通過價值挖掘與場景營造,成為文旅資源重要組成部分;另一方面,“文旅+”融合業態蓬勃發展,文旅與農業、工業、文化、體育等産業深度融合,實現資源優化配置。
江西婺源挖掘徽派文化與田園風光,打造“油菜花節”“曬秋節”IP;景德鎮陶溪川將廢棄廠房改造為藝術生活園區,成為文旅與藝術融合典範。
這種資源流動與重組,打破傳統配置固化格局,讓文旅供給更趨多元個性,契合“液態旅遊”有容乃大、隨機混搭的資源配置和轉化邏輯。
“快流動”社會中,資訊傳播的速度、廣度、深度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,社交媒體成為文旅流量傳播核心載體,流量呈現“暫態爆發、快速迭代、分散流動”特徵。
傳統文旅流量傳播以官方宣傳、旅行社渠道為主,流量集中于知名景區,傳播週期長、效果有限;資訊快速流動讓小眾目的地、新型文旅場景可通過社交媒體快速破圈,實現“一夜爆紅”。
河南老君山通過短視頻平臺宣傳,從傳統景區轉型“網紅打卡地”,2024年接待遊客550萬人次、營收12億元;雲南-西藏“丙察察線”經戶外愛好者分享,從小眾越野路線成為戶外文旅熱點。
流量的快速流動與分散化,讓“流量紅利”不再集中于頭部景區,而是向小眾目的地、新型産品擴散,體現“液態旅遊”未定型、待發現、待生成的特徵,拓展文旅場景邊界。
“固態社會”中,人的身份以“工人”“農民”“教師”等固定標簽定義,社會角色與行為模式相對固化;“液態社會”中,身份呈現“多元化、流動性、表演性”特徵,個體可根據場景與需求靈活切換身份。
身份流動直接重構文旅消費身份認同——遊客不再滿足於“觀光者”單一身份,而是追求“參與者”“體驗者”“表演者”“社群成員”等多元身份。以萬歲山武俠城為例,遊客既可作為“觀眾”觀看演出,也可作為“參與者”加入互動,還可作為“表演者”組織主題活動、展示自我。
多元身份切換讓文旅體驗從“被動接受”轉向“主動創造”,遊客通過身份表演獲得自我價值實現與情感滿足,這正是“液態旅遊”強調營造生活劇場、支撐身份表演特徵的外顯,彰顯其對遊客精神需求的精準適配。
在流動的現代性背景下,“大加速、強壓縮、快流動”的社會變革,不僅重塑了人與社會、人與空間、人與人的關係,更推動文旅産業從“固態”向“液態”全面轉型——
大加速從時間維度重塑社會節律與消費預期,催生對靈活、高效、即時體驗的需求;強壓縮從空間維度重構時空關係與消費邏輯,推動文旅從地理導向轉向體驗與情緒導向;快流動則從要素維度優化資源配置與身份認同,為産業動態迭代與價值重塑提供可能。
“液態旅遊”不僅是一種新的供需模式或行銷策略,更是文旅産業對流動現代性的系統性響應與重構。它挑戰了以固定景區、標準化産品、集中流量為核心的傳統文旅範式,轉向一種動態平衡、多元裂變、即時響應、身份靈活的新範式。
這對文旅運營而言,意味著根本性變革——供給方需從“資源佔有者”轉變為“場景營造者”與“價值連接者”,需求方則從“被動消費者”成長為“主動共創者”與“深度參與者”。
在流動不止的現代社會中,“液態旅遊”也是人們應對不確定性、追求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途徑。它讓旅遊回歸“流動”本質,在時空穿梭與身份切換中,滿足人們對多元生活的嚮往,成為流動現代性下文旅産業最具活力的存在形態。
(來源:中國網 作者:孫小榮原題:中國文旅的“液態革命”,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)


